奔忙数十载 为中国人口老化挑战筹谋

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开展之际，另一项大型老年人口健康及其影响因素跟踪调查：第九次“中国老年健康调查”正在筹备于2021年上半年进行。为了探索中国人群健康长寿之保障机制，自1998年至今，作为牵头人的曾毅已组织协调这一项目走过22个年头。

回首这22年，他极为详细地列出了一长串感谢对象，有科研院所及政府机关的领导与同仁，也包括参与调查的基层工作人员，及受访老人与家属。其中，唯独自身的付出被寥寥几语概括。

比起自身，曾毅更乐于对外讲述项目本身的价值：比如，作为国内首次启动、全球80岁以上高龄老人样本量最大并有相应中、低龄老人对照组的老年健康及其影响因素跟踪（加替补）调查，其研究潜力巨大，有力推动了相关交叉学科的研究；又比如，这一永久免费公开使用的数据库孕育了领域内众多后续研究成果，包括不限于17本专著，共计近千篇国内外期刊论文与通过答辩的硕、博士论文，以及58篇已递交的政策咨询报告。

基于课题研究，曾毅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就通过科学测算预见到中国将面临人口老化的严峻挑战。他决心采取一项行动，这便是已进行8次、调研地横跨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累积已经入户访问人次达到11.3万人次的“中国老年健康调查”。曾毅的志同道合合作者、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和副主任张许颖等积极努力，已经筹得更多经费，与曾毅团队密切合作，准备将2021年上半年进行的“中国老年健康调查”第9次调查进一步扩展为覆盖全国所有31个省市自治区。

在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彭希哲看来，“中国老年健康调查”的独特性在于持续、长期、跟踪，并且跨学科。为了帮助探索基因和行为、社会、自然环境等因素的交互作用，在生理、心理健康和社会参与情况之外，这一项目同时收集被调查者的遗传样本，和慢性病、健康状况、社会、行为、心理、饮食营养、环境、存活和死亡等跟踪调查数据，因此衍生了许多诸如探索基因位点与饮茶，基因类型与高龄老人负面情绪等的交互作用对老年健康的影响交叉学科研究成果，大大扩展了老年健康研究的领域。

可以想见，作为一个学者，在22年里保持推进如此体量的全国性调查并非易事。项目团队领导成员之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雷晓燕坦言其实“困难挺多的”。

其中较为突出的一点就是身体。因疾病嗓音欠佳，为了与人清楚沟通，曾毅往往要写下极长极细的书面内容，颇费心神。可他又是极端严谨之人，凡事亲力亲为，不容一丝闪失，并不会因此拒绝任何必要的交流机会，于是总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工作量。“他一直在很辛苦地工作”。雷晓燕说：“这份毅力背后，是对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最长情的坚守。” 

然而无论如何，持之以恒的曾毅即将陪伴“中国老年健康调查”走到第九及更多次。作为一名前八次调查从未缺勤的调查员，他说寻访百岁老人让他坚信健康长寿的共通真诀是坚韧乐观。这样的处事心态，或许早被他学得透彻。

发声数十载 为中国人口政策制定建言

因深知人口学研究与民生福祉联系紧密，曾毅示人的学者形象总是颇为入世，从不讲究清高，或者独善其身。他积极对外输出着经过科学论证的观点，并整理成一篇篇政策咨询报告，也不回避必要的纠误甚至辩论。他说，希望自己的成果能够为制定相关人口政策、进行科学的人口管理提供支持，而目的无非是简单却分量千钧的四个字：利国益民。

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子女的政策”（即“全面二孩”）被明确提出。自1991年上半年在《人口与经济》上发表题为《逐步提高平均生育年龄对我国人口发展的影响》的论文至政策发布，作为该项政策的坚定推动者，曾毅为此同样付出了长逾20多年的努力。他不懈地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出发，依据不同生育政策方案下人口预测结果的对比分析和赴基层调研取得的第一手资料等材料，认真论证实行逐步提高平均生育年龄的城乡普遍二孩政策在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促进社会经济和幸福家庭发展等各个方面比一孩为主政策要好得多。

“政策落地牵一发而动全身，国家一定是需要全方位考量的。但奔走呼吁的曾老师从没放弃过，最终大家都看到了政策变化”。曾毅的共事者、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评价，曾毅的风格和国发院做研究的风格正好一致：“国发院的学术研究就是扎根在中国，要为中国的历史进程改革做出贡献。曾老师给我们做出了非常好的榜样。”

而即便是在“全面二孩”政策已推开的今天，曾毅的相关探索亦未止步。就在今年4月上旬，他结合疫情背景，撰写了一篇题为“进一步调整人口政策并提倡尊老爱幼代际互助家庭模式的建议——亦是应对诸如新冠病毒肺炎暴发等灾害突发事件的中长期对策”的政策咨询报告，说明了自身对进一步调整人口政策的看法：“我建议让生育决策回归家庭并鼓励二孩。我认为，中国早已进入低生育率时代，生育控制已不再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人口管理的第一重点，应该将人口管理的重心转移到亿万幸福家庭建设上来。”

眼下，他希望借鉴新加坡政府的成功经验，尽快实施鼓励三代同堂或老人与子女紧邻居住的代际互助家庭模式政策，为老人与已婚子女同住或紧邻居住家庭提供适当经济补贴和精神奖励，努力把正在逐渐失落的家庭价值观找回来，以促进国家发展，提高应对诸如新冠病毒肺炎暴发等灾害突发事件能力，促进国家发展和改善亿万家庭福祉。

潜心数十载 为中国经验成果推广献力

1987年5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获得人口学博士学位和在普林斯顿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的曾毅作为首位亚裔获奖者一举摘得由美国人口学会颁出的每年只授予1-2人的“汤姆斯（Dorothy Thomas）”最优博士和博士后论文奖。因为这份殊荣，不少美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向其抛来橄榄枝，而自认“根在中国”的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在当年携家人归国。

回想彼时，中国的人口学研究尚大多停留在理论推导和定性描述阶段，缺乏定量分析方法及实证研究，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来到北大任教的曾毅迫切期望能够将国际先进的人口学分析方法引入国内，于是很快走向讲台。

他花费5年时间积累教学实践，编写成一本名为《人口分析方法与应用》的教材，绪言中写明“有了丰富的人口数据，并不等于真正认识了人口现象与人口发展过程的实质”。他企盼，年轻的学者们能如他在多年游学中所掌握的一样，运用人口学原理与数学工具来科学量测人口变动及分析其影响因素。

这并不是曾毅自觉为沟通中外所做的唯一之事。事实上，归国后在国际人口学领域仍饱有影响力的他，不仅帮着引入前沿方法，更曾数次就西方对中国的偏误看法做出有理有据的澄清。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一位美国著名人口学者在美国人口学顶级期刊《人口与发展评论》发表论文，推测“因计生委主任换人，中国将全面收紧计划生育政策，新一轮侵犯人权的强迫命令即将来临”。曾毅觉察其结论和依据有悖于他对事实的认知，故加班加点写就一篇针锋相对的论文，在同一期刊发表予以驳斥，而那位美国学者也未反驳，以后在学术会议上与曾毅等中国人口学者见面时也一直是友好相处。

“一个有良知的中国学者有责任和义务在国家形象受损时站出来。”他相信，真理越辩越明，误解终会被澄清。

时至今日，中国的人口学研究已取得长足进步。于是曾毅便开始着手将优秀经验成果向国际推广，致力为中国管理科学研究进一步走向世界领军做出贡献。

目前，他正积极筹谋“概率家庭人口预测新方法原创性研究与应用”创新研究项目，该项目的核心，是将ProFamy多维家庭人口预测方法进一步扩展为前沿创新的概率家庭人口预测模型及软件，从中国应用做起，随后逐步应用至世界各国。据积极参与该项目的博士后李曼介绍，这一项目中的模型在开发之初就在参数设定等方面考虑了于全世界范围推广，从一开始便是面向世界的研究。

联合国人口司司长对此寄予厚望。他在给曾毅的正式信函中如此说道，今后经过专家委员会评估验收后，应用该项创新研究成果将联合国各国概率人口预测扩展为概率家庭人口预测，有望成为世界人口科学及应用领域一大突破。

值得一提的是，ProFamy多维家庭人口预测方法同样是曾毅早在20多年前就开始不断推进、优化的项目。时光流淌似不会消磨曾毅在任何一件认定之事上的投入，他把执着诠释到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