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中国经营报 ，作者王君

 

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预测2035年，养老金累计结余将耗尽。也就是说，不到80、90后退休，养老金就不够发了。这样的推断让毫无准备的年轻人猝不及防。根据2018年《中国养老前景调查报告》显示，35岁以下的年轻人超过半数还未准备养老储蓄，不少人将政府养老金当成主要养老来源。计划生育政策下出生的这批年轻人，向上承担着父母养老照料的重任，向下不能期待依靠儿女，加上公众对于社保养老金的认知，焦虑感油然而生。80、90后的养老未来到底是什么命运？就此，《中国经营报》采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副书记、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雷晓燕教授。

雷晓燕教授

动态来看，老龄化社会是相对乐观的

《中国经营报》：中国正以很快的速度进入老龄化社会，走向超高龄社会。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工作人口大幅减少，这是否会影响经济发展，带来财政压力？

雷晓燕：可以看到我们的老龄化速度是比较快的，劳动年龄人口在减少，而且可以预见未来会减少得比较迅速。从宏观角度计算，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用来支撑整个社会往下发展的资源也会相对减少。随着人口结构发生改变，年轻人群体比例在下降，人口红利随之减少，经济有一定的放缓是可以预见的，财政以及养老金方面的压力肯定也是有的。

但是单纯从人口的比例来看还不够完备。总体而言，我们的劳动生产率是在提高的。单个劳动人口能够创造的价值在不同的劳动生产率条件下是不一样的。如果劳动生产率有很大的提高，那么对于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冲击可能就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决定生产的有人力资本、技术、资金等多个不同的要素，现在人力这一块只是数量下降了，但是如果考虑单个人自身素质和运用技术的能力提高，单个人的人力资本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单纯从人口数量来看，还是不完备。

《中国经营报》：前一阵，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5-2050》引起广泛关注，预测认为，不到80后退休，养老金就不够发了。作为这一领域的权威专家，您如何看待80、90后将要面临的深度老龄化社会？

雷晓燕：对于老龄化，我还是相对乐观的。作为预测，采用什么样的参数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些可能变化的因素需要动态考虑。比如国有资本划拨会逐渐到位，如果加入这个考量因素，会对最终的测算结果带来影响。另外，目前在改革社保缴费，如果激励机制改变，最后的缴费基数以及缴费年限改变了，也会影响测算的结果。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是社保基金收益的问题。以前社保基金收益率是非常低的，如果未来能够投资获得比较合适的回报，那么根据不同的回报率再做测算，结果可能也不一样。如果将这些因素都纳入考量并动态去看，我相信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改进，所以我还是相对乐观的。

退休延迟多少，要看劳动生产率

《中国经营报》：当前养老金入不敷出，未来抚养比例升高，80、90后这一代人在未来有什么样的养老选择？年轻人要延长工作到什么年纪，才能保证抚养比例处于一个健康合理的水平？

雷晓燕：现在我们说的抚养比的计算，实际上是按非劳动人口占劳动人口的比例，它又分为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其中老年抚养比，是指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中的老年部分对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抚养比反映的是人口的结构。从社会整体来讲，抚养比太高代表一个劳动年龄人口要去抚养太多的非劳动年龄人口。

曾有学者做过一个简单依赖人口结构的测算，大体上得出这样的结论：单纯从人口结构来看，大概到2030年，假设退休年龄延迟到65岁，抚养比基本上会稳定在今天的水平。然而今天的水平到底是不是健康合理的水平呢？同样需要考虑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在衡量抚养比是不是合理时，劳动生产率是非常重要的：在劳动生产率非常低下的时候，养一个老人需要比较多的劳动年龄人口；但在劳动生产率比较高的情况下，养一个老人就不需要那么多的劳动年龄人口了。所以，合理与不合理是相对于劳动生产率来判断的。另外，从照料需求的角度来看，如果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比较好，自理能力比较强，那么需要的照料负担就不会那么重。所以，对于抚养比是否合理的界定是相对的，至少要考量两个方面：一是劳动生产率，二是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如果未来我们的劳动生产率可以大大提高，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也发展得比较好，要求的抚养比就不是今天的水平，那么，退休年龄的调整可能就会比测算的缓慢些，也就是说到2030年，不一定就要延长到65岁退休了。

老龄化社会与35岁职业瓶颈

《中国经营报》：专家们都认为延迟退休是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必然趋势，但现实中，35岁就成为一个人职业发展的瓶颈。一边是老龄化社会，一边是企业对于年轻化的执着。您认为如何解决这一矛盾？

雷晓燕：关于“35岁是一个瓶颈”这个说法，我个人持保留意见。不同的人35岁的状态不同。普遍的情况是，35岁是知识和技能积累到比较高的程度、个性也比较成熟的时候，这个阶段的人经验相对丰富、工作相对熟练，同时思维也还比较活跃。大多数情况下，35岁其实是个人处于贡献最大的黄金年龄。所以很多企业其实更需要35岁左右的员工。我们看到很多猎头去挖人的时候也是找这个年龄段的人。但是另一种情况也存在，那就是有的人到了35岁，在技能方面并没有很好的积累，在知识方面也没有很好的更新，各方面相比于大学毕业时并没有很大的提高。这样的35岁的群体，如果去跟刚刚毕业的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竞争，很显然是没有优势的。

从企业的角度，为什么有的企业喜欢招二十几岁的年轻人？那是企业内部已经有其他年龄群体的成熟员工，招人的时候希望注入新鲜的血液。年轻人本身代表了市场的需求，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潮流，所以把年轻人吸纳进来，是企业跟上潮流、更好地了解市场需求的需要。企业内部有不同的岗位，既需要代表新鲜血液的年轻人，同时也需要具有稳定的心态、经受过一定挫折的成熟员工。

同样，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讲，有的行业对于年轻人的需要会比较高，比如IT等走在技术前沿的行业，因为他们需要不断地创新。但在其他一些行业，可能更需要踏实稳定、经验丰富的员工。从现实来说，是否需要更多年轻人，具有行业特性。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讲，35岁未必是一个瓶颈，就看你是处在什么样的状况、进行什么样的选择。

不管如何，我们的社会都应该走向一个更加健康的劳动力市场，允许更多的选择、更好的流动，实现更好的匹配，这会大大消除“瓶颈”之困。另外，我们现在鼓励的创业创新等措施，也算是打破“瓶颈”的措施之一。

没有必要那么担心未来养老

《中国经营报》：80、90后是中国少子化的开端，是未来超高龄社会中的老年人，他们在退休前经历了高生活成本、承担了最繁重的赡养任务，但到了退休时可能无人赡养。大家认为80后是最悲催的一代，您是否认可这个论断？ 

雷晓燕：不管哪个年代的人，都有那个年代的特殊性。如果仅从负面去看的话，每一个年代的人都可以说自己是最悲催的一代；仅从正面来看的话，也可能觉得自己是最幸运的一代。事情需要两面地看。80后在向上养老这方面，确实压力相对比较大。因为他们的父辈——20世纪50年代、40年代出生的这批人，他们的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经济积累相对较少，更多地指望养儿防老，同时他们因为经历了资源匮乏的年代成长起来，身体素质相对也比较差，医疗和照料的需求也比较大。加上80后是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的一代，大多数是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负担完全落在了这些独生子女身上。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80后说自己“悲催”，是可以理解的。

但在80后自身养老方面相对要乐观些。一方面，他们生长在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经济快速发展，没有经受过饥饿贫穷，身体素质比较好，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相对来讲，80后在健康资本和人力资本两方面的积累比较高，自身的能力素质比较强，获得的经济收益和积累也比较高。相比于父辈，80后自我养老的能力是比较强的。另一方面，他们赶上了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尽管他们并不一定都选择生育二胎，但毕竟有了自我的选择。另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80、90后未来应该会有更好的养老方式。现在照料老人依赖大量的人力，未来很多工作可以由机器替代，这种替代不是单纯体力的替代。未来二三十年，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会让照料服务更加人性化、个性化，甚至能够进行一些情感上的安慰等等。所以我对于80、90后未来的养老没有那么担心。

《中国经营报》：北京大学“中国健康与养老的追踪调查”研究团队从资产、健康、文化、就业等维度对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做深入调查，旨在为老龄化社会提供政策建议。从研究结果来看，您认为80、90后退休之后面临的最大养老问题是什么？

雷晓燕：“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是2011年开始的对全国45岁及以上群体进行的详细调查。这个项目是我们学院的赵耀辉老师负责的，我也参与其中近8年。关于养老问题，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资金，二是照料。数据对这两个方面都有所反映。未来养老资金的依靠方面呈现出了很清晰的年龄趋势：年纪越大越选择依靠子女养老；年纪越轻越选择依赖自身或养老金；同样，在居住意愿上的年龄趋势也非常明显：60岁以上的老年人更多地选择未来跟子女居住；而相对年轻（45～60岁）的群体，则更多地选择要独居或者住养老院。从这个趋势去推断，未来80、90后，应该更倾向于选择依靠自己或养老金的方式，而不是依赖于子女的资金养老；同时也会更倾向于选择独居或者住养老院的居住方式，而不是跟子女一起居住。

资金方面，如果政策调整到位，未来是可以实现养老金支付的。但即使能够支付，也不要期待万事无忧。养老金也只能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如果有更高的需求，要过更高端的退休生活，恐怕就需要其他的资金储备方式。

照料方面，80、90后可能会更多地选择其他方式，而不是依靠子女。从供给的层面来看，我们目前提供的养老方式还很不足，养老院数量远远不够，社区养老配套也远远不足，未来需要有更多的政策和鼓励措施出台。

《中国经营报》：今天的韩国和日本的老年人现状，对我们是否具有参考价值？

雷晓燕：韩国、日本当然是有非常好的参考价值的。中国的老龄化非常快，有利的是发达国家走在我们前列，我们有前车之鉴，我们可以从它们的现状，去判断应该做什么样的准备。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当前，我们看到一些报道喜欢去抓一些比较极端的个案，比如说日本、韩国出现老年人有吃不饱、饿死这样的一些情形，但是这种特例在哪里都有。在我看来，韩国、日本在养老方面做了很多探索，有很多经验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包括他们的养老设施做得非常的细，他们在养老院或社区的一些养老服务方面都做得非常人性化。

中国当然也有非常好的地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老年人的社交生活比较丰富，比如广场舞、太极拳等，甚至还包括打麻将。老年人参加社会活动，对于个人认知功能维持和心理健康有比较大的帮助。社区活动是中国比较好的特色。我们去做中国的数据研究时发现，中国社区的变量是非常重要的，有没有社区变量对于各种研究的结果有很大的影响。未来在更好地发挥社区功能方面可以做更多努力。

“因病致贫”问题正在努力解决

《中国经营报》：去年有一篇文章叫《流感下的北京中年》，由此引发了关于“因病致贫”的思考，医疗费用是年轻人关于父母养老和自身养老中最焦虑的问题，您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路径是什么呢？

雷晓燕：因病致贫的问题是很多年来，医疗保障政策努力解决的一个问题。医疗不管对于我们自身养老，还是父母养老，确实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这些年，我们在医疗方面做了很多改革，但好像一直都在路上。

全民医保由三个维度构成：第一个维度是医疗保险覆盖率，即有多少人加入了医疗保险；第二个维度是保障的深度，即到底有多大比例的资金由保险支付、多大比例个人自付；第三个维度是指保障的范围，即什么东西可以保、什么不可以保。

从1998年开始实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到2003年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再到2007年实行城市居民医疗保险，这三大医疗保险实行之后，我们国家医疗保险的覆盖率就已经超过90%了。第一个维度，我们做得不错了，但在另外两个维度还有不足。

就深度来说，从个人支付的比例来看，实行医疗保险前医疗费用肯定是全部自费的，在实行医疗保险之后，个人自付比例这些年在逐渐降低，但同时由于药品价格上升，个人要支付的绝对数量其实也在上升，最终个人要承担的绝对支付量仍然是不小的负担。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现在住院报销的比例高了，但门诊方面的报销比例还是相对低，甚至有的地方是全自费的。

从第三个维度来说，什么能报什么不能报的问题。很多抗癌药物是非常贵的，电影《我不是药神》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后来，这方面的政策已经有改进了，很多抗癌药物纳入医保。如果在第二、第三个维度能够顺着这个趋势更好地做工作的话，相信未来类似《流感下的北京中年》这样的问题应该能够更好地解决。

未雨绸缪，健康行为方式很重要

《中国经营报》：从年轻人自身角度来说，应对2050年之后的生活，应该如何未雨绸缪呢？

雷晓燕：从我的观察来看，80、90后其实更担心父母的养老。他们现在也就三四十岁，对于自己的养老可能还没有考虑那么多。但确实从长远来看，养老问题当然应该未雨绸缪，及早规划。

去做准备、做规划，还是涉及两个方面：一是资金，一是照料。资金方面，养老金只能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如果有更高的生活质量追求，就得考虑其他的积累方式。照料方面，虽然全面放开二胎，但从趋势来看，80、90后都不太能指望靠子女来照料。其实从调查来看，60、70后都已经不大愿意和子女共同生活，可以预见，80、90后应该更追求独立。假设人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出现人力不足，就要考虑更多地依赖技术，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提高照料效率。当然养老院这种更集中的样式，也能够更加节约。

谈到准备，因为我做健康养老这方面的研究，有一个我认为非常重要的问题必须要强调一下——保持健康是对养老最好的准备。仅从人均寿命来看的话，我们现在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如果从老年人的健康指标去看，还差得很远。我们国家现在的老年人，因为生长在贫穷的年代，营养跟不上，一辈子操劳，所以他们现在的身体素质是比较差的，需要的照料负担也比较重。现在经济条件上去了，年轻人应该更好地进行健康投入，提高健康水平。

现在发达国家的老年人，尽管他们多数健康指标比较好，但是有两个指标除外：一是疼痛，二是心理健康。很多人正在被疼痛困扰，而疼痛会影响工作，不仅难以照料别人，还需要别人照料自己。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也很大。另外，从表面上看，癌症、心血管疾病等是引发死亡的原因，但是如果去深入分析，会发现决定死亡的深层原因更在于行为——不健康的行为。健康的行为包括锻炼，包括不吸烟、喝酒等。这些行为的因素，更多地决定个人是否生病，是否最终由此导致死亡，或者说决定我们在老年时是否需要更多的照料。

现在我们年轻人的肥胖率增长很快，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趋势，说明我们锻炼不足。年轻人更多的是进行脑力劳动，很多人在电脑前一坐就是一天，这对于他们的健康是非常损耗的。希望大家都能够把健康行为纳入非常重要的考量当中。未来关于养老方面的需求，我们除了活得更久，还要活得更健康，从而也能降低照料的需求和负担。这是我认为特别需要强调的一点。

（本文来源：《中国经营报》）